夏衍，著名文學、電影、戲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曾任中共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
1965年初，文化部整風結束，夏衍被正式免去了文化部副部長職務，從此賦閒在家。
文革開始後的1966年6月16日，夏衍與其他被稱為中宣部「閻王殿」的大小「閻王」一起，被集中到了社會主義學院，事實上已經失去了人身自由。同年8月12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第一次對「閻王殿」的萬人批鬥大會，夏衍被迫掛著沉重的牌子被揪上台去。牌子上寫著「反革命文藝黑線大頭目、電影界祖師爺」，為示羞辱，夏衍的名字上還被打了紅色大叉。紅衛兵對這位當時已經66歲的老人拳打腳踢。
8月14日，夏衍和齊燕銘、陳荒煤、林默涵等人被關押到了文化部機關「大廟」內，名曰辦「學習班」，實則在群眾大會上遭到批鬥。紅衛兵小將要求他們把頭髮都剃得光光的，跪在地上唱「我有罪，我是牛鬼蛇神，我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夏衍「無論如何唱不出口」，挨打的機會就更多一些。
但即便是在這些時日，「學習班」的「學員」還可以每週六回家一次。可好景不長，1966年12月4日，正是夏衍回家的日子。當晚深夜1時，一大群紅衛兵忽然闖進沈家來，把夏衍從床上拖走，送至某衛戍區營地「監護」。
接下去的兩年，鬥爭不斷。專案組要夏衍寫自傳，「重新審查歷史」。他被猛打，被迫改吃粗雜糧，被折磨至腳腫。他後來寫道：「我記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專案組』的頭目責令我在一星期之內，寫出一份從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傳體的交代』，我如期寫了三萬多字，可是交出之後的第三天，就被叫去『問話』。那個穿軍裝的頭目拍著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寫過，要你寫檢查，不准你替自己樹碑立傳。』我記得這樣的『交代』前後寫了三四次」。
1968年12月22日，因為身體虛弱，走路時稍微慢了一些，他被看守者踢倒致使右腿股骨脛骨骨折，因為沒有得到及時醫治，從此落下終身殘疾。到了1969年2月，夏衍的舊疾十二指腸潰瘍再次急性發作導致大出血，送醫後稍有好轉，又被繼續送回逼供。
林彪垮台後不久，夏衍可以被允許規定時間內會見家屬了。1972年9月7日上午，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帶著女兒沈寧和外孫趙欣，兒子沈旦華夫婦和孫女沈芸六個人一起到公安部設在府學胡同衛戍區的接待室等候夏衍到來。當夏衍步入接待室時，沈寧看到時隔六年的父親成了一個臉色蒼白、瘦骨嶙峋的傷殘老人，不禁淚流滿面。
蔡淑馨連忙在一邊安慰說：「多少人家都沒有了，我們家都在，還添了人口。」夏衍微笑頷首。他最擔心因為自己的關係而使子女受到牽連，如今看到兒子不僅結婚還添了丁，頓感十分欣慰。趙欣和沈芸當時年紀還小，兩人還爭著玩爺爺的拐杖，待沈寧要阻止，夏衍卻示意不要干預，開心地看著孫輩繞膝。會面的時間就要結束了，乘著看守不注意，夏衍遞給女兒一張摺疊的廁紙，等到沈寧展開看時，那上面是夏衍用燒焦的火柴頭寫下的「不白之冤」四個字。
1975年6月17日，在江西豐城的林默涵寫信給毛澤東，7月2日，毛澤東在林默涵信上批語：「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討論酌處。」就這樣，出獄的轉機不期而遇。
夏衍後來記錄道：「1975年7月12日清晨，專案組和監獄負責人突然宣布：『周揚一案可從寬處理，即日解除監護。』我感到意外，但我還是冷靜地對那個專案組的小頭目說：『關了8年半，批鬥了幾年，要解除監護，得給我一個審查的結論。』對方蠻橫地回答說：結論還沒有，但可以告訴你，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時，和專案組一起來的對外文委的項明同志對我說，已經通知了你的家屬，都在等著你，先回去吧。於是我就拄著雙拐離開了秦城。」
回到南竹竿胡同113號的家，院落已經破敗不堪，原來獨居的院子，已經遷入了七戶人家，加上夏衍八戶，成了名副其實的大雜院。夏衍家只保留了一排朝南的正房：一間客廳和兩間東西房，再加一間緊東頭的廚房廁所，前後院朝北的東側的隔牆上寫著一條「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標語。
文革十年，夏衍前後失去人身自由共八年七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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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