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5年12月21日訊】過去，我們認識癌症的方式非常直觀，按照「長在哪裡」來分類：肺癌、胃癌、乳癌、結直腸癌，各有不同的治療方法，彼此之間幾乎毫無關聯。然而近十多年來，癌症醫學發生了一次深刻的轉變。研究逐漸發現，真正決定癌症行為的，並不是它「長在哪裡」，而是它「由什麼驅動」。換句話說，決定癌症為何生長、為何具有侵略性、為何對某些藥物敏感的核心因素，其實是癌細胞內部的基因與分子特徵。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下，一種新的治療觀念誕生了：Pan-Tumor（跨癌種精準治療）療法。它的原則十分簡單：只要不同癌症共同擁有相同的分子標誌物，就可能使用同一種精準治療藥物，而不再受器官位置所限制。理論上，即使一個腫瘤長在肺上，另一個長在胃上，只要它們擁有相同的驅動突變，治療策略就有機會完全一樣。
Pan-Tumor：改變癌症治療的里程碑？
2017年，美國FDA做出一項被醫學界視為「歷史性突破」的決定：批准免疫治療藥物Pembrolizumab（帕博利珠單抗）用於所有MSI-H/dMMR的實體瘤，不論其原發部位。也就是說，只要腫瘤帶有這一類基因修復異常，就能使用相同的免疫療法。MSI-H（高度微衛星不穩定）與dMMR（錯配修復缺陷）代表腫瘤在修復DNA時出現系統性錯誤，使突變大量累積。突變越多，癌細胞就越容易暴露出「異常蛋白」，讓免疫系統更容易辨認它們的存在，因此這類腫瘤通常對免疫治療的反應較好。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評價這是「重新定義癌症治療方式的重要一步」。
由此，醫學界開始認真探討這樣的問題：我們治療癌症，究竟該看「它長在哪裡」，還是該看「它為什麼出現」？
哪些患者最可能從Pan-Tumor精準治療中受益？
Pan-Tumor治療的核心條件，不是癌症種類，而是癌細胞是否出現特定的分子標誌物。以下幾類是現今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跨癌種治療靶點。1. MSI-H / dMMR：最早獲得Pan-Tumor適應症的標誌物
MSI-H與dMMR是最早獲得Pan-Tumor適應症的標誌物。由於修復功能的缺陷使突變量激增，這類患者對免疫治療的反應率顯著提高。它們出現在結直腸癌、子宮內膜癌、胃癌、膽道癌等多個癌種，因此只要檢測到MSI-H，即便原發位置不同，也可優先考慮免疫治療。
2. BRAF V600E：驅動多種癌症的共同「加速器」
BRAF V600E是一種常見且具有治療意義的基因突變，會讓細胞的MAPK訊號通路持續處於「開啟」狀態，造成腫瘤快速生長。這種突變常見於黑色素瘤、甲狀腺癌、結直腸癌、肺癌與膽道癌等。針對這一突變的治療通常是BRAF抑制劑搭配MEK抑制劑的雙靶向組合（如Dabrafenib＋Trametinib），已被證實能有效縮小腫瘤，並改善多種癌種的治療結果。
3. NTRK融合：一旦檢測到 治療有效率高
NTRK融合（TRK fusion）是一種罕見但高度可治療的基因改變，一旦出現，不論癌症發生在身體哪個部位，都可能對TRK抑制劑（如Larotrectinib、Entrectinib）產生顯著反應，因此被視為典型的Pan-Tumor（跨癌種）靶點。
在嬰兒纖維肉瘤、先天性中胚層腎瘤、分泌型乳腺癌與唾液腺腫瘤中出現率較高；在肺癌、甲狀腺癌與結直腸癌中雖較少見，但反應率依然十分亮眼。
4. TMB-H：腫瘤如果攜帶大量基因突變 免疫治療更可能有效
TMB-H（Tumor Mutational Burden–High，高突變負荷）指腫瘤攜帶大量基因突變。突變越多，癌細胞越可能產生「異常蛋白」，更容易被免疫系統辨識，因此TMB-H患者往往對免疫治療（如PD-1／PD-L1抑制劑）更可能產生反應。
TMB-H可發生在多種癌症，包括肺癌、黑色素瘤、膀胱癌、頭頸癌與部分結直腸癌等，因此也被列為一種可跨癌種使用免疫治療的精準醫學標記（Pan-Tumor biomarker）。
這些標誌物就像癌症的「分子身分證」，決定患者能否使用Pan-Tumor精準治療，而不再受制於癌症原發位置。
華人患者：為何格外值得進行分子檢測？
Pan-Tumor精準治療之所以對華人族群具有特別大的意義，關鍵在於華人常見的癌症，恰好更容易攜帶這些可治療的基因特徵。因此，通過基因檢測，許多患者有更高機率發現適合自己的精準治療方式。以胃癌為例，亞洲人群中胃癌發病高，而MSI-H、HER2高表達與CLDN18.2過度表達在華人中的比例更高，使得免疫治療、HER2靶向藥物與CLDN18.2 ADC有更大的應用潛力。
在肝膽癌與膽管癌中，FGFR2融合、IDH1/2突變與BRAF V600E在亞洲患者中的出現率也高於歐美，使精準靶向治療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新選擇。
鼻咽癌更是典型的「華人特有」癌症，其天然的免疫反應特徵，使PD-1抑制劑在此族群表現優異。亞洲人群肺腺癌中常見EGFR、HER2、MET、RET等驅動突變，也進一步提升了分子檢測的重要性。
由此可知，華人族群具備更高比例的關鍵基因特徵，使Pan-Tumor精準醫療在亞洲人群中具有更大的潛力。基因檢測越普及，越有可能改善整體治療成果。
ADC會成為下一代Pan-Tumor治療嗎？
近年來最受關注的癌症治療突破之一，是ADC（抗體藥物偶聯物）。ADC結合「抗體定位」與「藥物殺傷」的雙重機制，被形容為「會導航的化療」。它的靶點取決於癌細胞表面的蛋白表達，而非腫瘤長在何處，因此天生具有跨癌種的應用潛力。最知名的例子是HER2靶向ADC T-DXd（Trastuzumab deruxtecan）。雖然最早用於HER2陽性乳癌，但研究發現，只要腫瘤表達一定程度的HER2，不論是胃癌、肺癌、結直腸癌或膽管癌，都有機會出現明顯治療反應。
《自然·臨床腫瘤學評論》（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指出，HER2、TROP2、CLDN18.2等蛋白的跨癌種表達，使ADC有可能成為「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跨癌種精準療法」。不過，專家也提醒，不同癌種對蛋白表達的閾值、耐藥機制以及安全性仍需進一步研究，因此ADC是否能完全進入跨癌種精準治療時代，還有待更多證據支持。 儘管如此，ADC已成為精準醫療邁進下一個十年的重要推動力。
為何它不是萬能的？Pan-Tumor精準治療的限制
儘管Pan-Tumor帶來突破性的希望，但仍存在幾個現實限制。最主要的問題是，並不是所有癌症都擁有可識別、可治療的突變。同一個突變在不同癌種中的反應程度也可能不同。以BRAF V600E為例，在黑色素瘤與肺癌中的治療效果極好，但在結直腸癌中卻必須加入額外治療組合才能達到相同效果。此外，不同實驗室之間的MSI或TMB檢測結果可能存在差異，基因檢測費用與可及性也仍是影響患者選擇的重要因素。部分患者在接受精準治療後仍可能出現耐藥，需要新的藥物組合或替代方案。
喬治城大學腫瘤科主任史蒂芬·劉（Stephen Liu, M.D.）就曾提醒：「同樣的BRAF突變在不同癌種中的治療反應並不一致，精確選擇治療方式仍需依據癌症生物學的整體理解。」
換句話說，即便找到突變，治療並不是一成不變，仍需依個體狀況進行判斷。
展望未來：癌症治療將如何發展？
未來的癌症治療正朝向更全面、更精準的方向邁進。醫學界不再滿足於觀察單一基因，而是計劃整合DNA、RNA、蛋白質、代謝以及腫瘤微環境等多重層面的訊息，也就是所謂的「多組學分析」。人工智慧也將協助分析龐大的分子數據，預測最適合每位患者的治療組合。新一代ADC將更精準，穿透力更強；基因定序技術（NGS）將更普及，使更多患者能夠在疾病早期找到適合自己的治療方式。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也強調：「分子檢測是進入組織不依賴治療時代的門票，沒有檢測，就無法精準匹配治療。」
隨著免疫治療、靶向治療與ADC日趨成熟，我們正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癌症治療新時代，一個不再按照癌症長在哪裡，而是按照癌細胞「是什麼」的時代。
作者簡介：朱緯擁有病理學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國家癌症研究所（NCI）從事癌症基礎研究。之後進入製藥業，先後在輝瑞（Pfizer）、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 Myers Squibb）等公司擔任醫學總監，負責腫瘤學和免疫學等領域的藥物臨床開發工作。
（責任編輯：劉明湘）
